2.本级政府基于法定职权有权（部分）调整本级财政事权。

[14] 在卡尔卡核电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用了三阶段理论，它指出：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法律可以作出适当的指示。[20] 要顺带提及的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检查同样重要，为了保证技术标准制定的独立性，让技术标准制定功能与检查功能相分离是合适的，但为了确保在制定上获得必要的现场信息、知识等，又有必要让两者功能之间具有一定的合作。

它应当只是被高度尊重的标准，而非必须执行，只有合法有效的技术标准才可以强制执行。[6] 但理论上对预先的专家鉴定理论有诸多批评。对于不同等级的风险设施，适用不同层次的技术标准要求，既是比例原则的一种适用，也是一种适应科技发展变化实施动态化管理的要求。[13]同前注[7]，高桥滋书，第130页。从表达形式上说，法律与技术标准有很大差别，但技术标准可以补充完整为法的规定。

这时行政机关与法院的工作限定于查明技术实务界的通说是什么，以便确定各生产工具是否可以流通使用。这时，不论技术上有无实施的可能性，只要对于技术上未实施的事情欠缺考虑，即不应发给许可。(24)  参 见 纵 博 :《 监 察 体 制 改 革 中 的 证 据 制 度 问 题 探 讨 》，载 《 法 学 》 2 0 1 8 年 第 2 期 ，第 1 2 0 页 ; 陈 瑞 华 :《 论 监 察 委 员 会 的调查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第 15 页。

如何有效操作此种合法规宪法解释，可能需要对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实践作更进一步的观察。之所以要强调对合法宪法解释结果的再审查，既有对宪法控制立法的考虑，也是因为要考虑到在宪法发展方面国家权力的适当分配。此时，合法宪法解释所造成的差别对待的结果既合乎一般生活经验，也有比较法上的支持，使其具有了起码的可接受性。学界对合法宪法解释已经有初步的概念介绍，但尚缺乏对此方法操作过程的详细论说。

实务界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研究室编:《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立法成就概述》，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5 页。   五、余论 从理论上说，法律体系具有整体性，对法律的解释需要考虑宪法的规定，对宪法的解释同样需要虑及法律的规定。

而无论是发展论或者修宪论，它们都打破了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形式界分，也抹煞了修宪权与立法权之间在功能上的适当分配。(52)  翟小波:《人民的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 页。与《宪法》第2章上多数基本权利条款相比，《宪法》第40条因措辞上的具体明确而惹人瞩目。从解释的角度看，《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虽然并非不确定概念，但因宪法未将其与国家安全机关并列，且宪法亦未对公安机关的含义作出具体限定，因此就存在复数解释的可能——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容纳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通常的文义解释，即将它解释为通常意义上的公安局，但这种解释只会导致《邮政法》第4条违宪。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 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 页。（一）通过立法发展宪法的理论脉络 从现有文献看，我国若干学者都曾使用过通过立法发展宪法或者类似的表述，不过其指涉的对象似乎并不相同。因此，与其说它是在发展宪法，还不如说它是在实施宪法。(61)  参见前注 (14)，李忠夏文，第 52 页。

此外，由于第一种观点并没有将着眼点置放于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因此缺少与合法宪法解释的共同前提，因此本文不拟具体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合宪性审查的时代也需要适合于合宪性审查的理论和方法。

二是是否有对宪法发展的宪法控制。(39)  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6 页。

这里要指出的是，合宪性审查的过程并不止于单纯以宪法来控制法律，因为那里同时还存在一个以法律来调整宪法含义的方面，其恰与合宪性解释的方向相反。这个《决定》在正文之后附录了《宪法》第37条和第40条的条文，因此可以看作是对《宪法》第37条、第40条的解释。    二、合法宪法解释的运用     （一）通信检查与公安机关概念的扩张 《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从这个概念界定看，《监察法》上的电子数据包含了本质上属于通信的信息类型，例如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等信息，监察机关调查此类信息就涉及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干预。(17)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6 页。文章来源：明德公法网 进入专题： 合法宪法解释 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审查 。

   （三）监察调查与检察机关概念的扩张 1.监察调查与通信权保障的表面不一致 2018年《监察法》第25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这是因为，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只有在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施行，因此可以说它的最终效力仍来自于省级人大常委会，所以将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解释为它自己来制定也不是没有理由。

但将《宪法》第40条上的检察机关解释为包括监察机关在内，此项合法宪法解释则略有不同。在解释者看来，决定某个机关是否属于宪法上的公安机关，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在名义上被称作公安局，而是要看其职能是否具有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

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为解决其职权行使的合宪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就上述三种观点而言，第一种似很难称得上是发展宪法。按照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阐述，成立国家安全部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如果照此思路走下去，则似乎只能得出这两部法律违宪的结论了。与宪法不相容的解释结果当不具有可接受性，可谓逾越了合法宪法解释的限度。

就此而论，在合法宪法解释的过程中，宪法的含义虽然有所改变，但宪法与立法之间的界限依然是明晰的。   三、合法宪法解释与宪法再审查 从理论上说，法律方法如果只是为解释者增加一个选择，而不能在一定程度内清楚地界定它的运用时机与条件，实际上只是扩大了法律适用的恣意性，违反了建立方法论的基本要求。

当然，合法宪法解释也可能导致宪法条款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合宪性解释主要体现了宪法对立法的单纯控制，合法宪法解释则既容留了立法影响宪法的渠道，又保留了对这种影响的基本控制。

（2）王泽鉴:《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4 页。这样一来，尽管设区的市在《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上取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宪法上仍不过是省级人大常委会法规制定权的一个衍生物。

学说上历来将监狱与罪犯的关系界定为特别权力关系，自有其理。（3）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一是从实践上说，对罪犯来往书信的检查是我国长期的法律实践，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就已经规定了对罪犯来往书信的检查。不过这种机制应当主要是政治性的或者社会性的，比如确认它以公共利益作为目标、获得相当大的民主基础和民众支持、历经时间沉淀和检验（以及惯性的接受）等。

因为宪法只是立法活动的框架，它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制度。《决定》指出：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

因为宪法只是立法活动的框架，修宪者不可能为未来的立法提供具体而微的细节。(51)  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与宪法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68 页。

在我国宪法实践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将《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解释为涵盖国家安全机关，这是较为典型的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20)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9 页。